三國兩晉佛寺

魏文帝黃初元年（220年），自鄴城南遷，回到毀于漢末戰(zhàn)亂的都城洛陽。明帝青龍三年（235年）開始依東漢城遺址，大起宮觀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當時洛陽城中有三座佛寺，其中的一座因與宮中距離太近而被遷建。魏嘉平、甘露年間（250~260年），外國沙門頻至洛陽譯經(jīng)，說明當時洛城中已有良好的居處條件，佛寺應較魏明帝時有所發(fā)展。

吳大帝黃龍元年（229年），自武昌遷都建業(yè)。赤烏十年（247年），延引康居僧人康僧會人富立壇求取舍利，后于壇所立寺，為江左佛寺之始，故號為建初寺，至景帝永安元年（258年），建業(yè)佛寺已略成氣候。

西晉時的佛教中心，仍在都城洛陽。這時城內(nèi)佛寺己有四十二所之多。經(jīng)湯用彤先空考足的，有以下十所：白馬寺、東牛寺、菩薩寺、石塔寺、愍懷太子浮圖、滿水寺、山寺、大市寺、它城西法始立寺、竹林寺。

西洛陽佛寺，是在曹魏時期的基礎上發(fā)展，其中也包含有東漢時期的因索。

長安佛寺情形不詳。據(jù)高僧傳，中記載，晉惠帝時，月支僧人竺法護于長安青門外立寺，有僧徒數(shù)千；另有名僧帛法祖也在長安造立精舍，講授佛經(jīng)，聽講者也超過千人。和。推測其建筑應已具一定規(guī)模。

西晉初年，曾禁止?jié)h人出家，信徒們只能私下里供養(yǎng)外來僧人，至西晉末年，法令弛廢，漢地出家人數(shù)增多，同時僧人受民間供養(yǎng)，也資財漸豐。因此，與漢魏時期的宮方建寺相比，西普佛寺在然濟十已開始有依賴民間的成分，僧人立寺（精舍）講學的做法也逐漸流行。

西者宗室中，河間王司馬瓤與中山王司馬緝均信奉佛教，因此河間、中山以及附近地區(qū)，早已不聽禁制，民間崇佛風氣十分興盛，形成了頗為堅實的佛教社會基礎。這種情形對于后來十六國時期后趙佛寺的興盛以及北佛教建筑的發(fā)展，都有一定的影咱。